莲札LOTUSNOTE

在场——吃素文中的女性自觉

以《WHO ARE YOU》/《白日梦之家》/《在宇宙的中心》为例

*仅代表个人看法，解读不负责正确

前三篇文评对太太笔下的几位复杂人物分别作了一些分析，其实除了反复花痴人物外，《W A Y》《白日梦》《宇宙》这几篇作品给予我的另一重冲击是，它们有一种很“女性”的氛围，哪怕我得承认我是从反串剧团的那种鲜亮和生动里首先看到了“女性”氛围，但由此开始，“女性”层出不穷地出现在故事中，形成了难以忽略的浩荡声势。

一、“耽美小说”与“女性”互斥吗？

会“看到”吃素文中的女性，除了本就出场众多的女性角色以及两位异装癖主角倒错的性别身份体验外，还是要归因于作者对女性配角并不刻板的描写上——甚至作者会专门宕开一笔，用一定的篇幅交代部分女性配角的故事或者心理活动，像是《宇宙》中的庄百心与《W A Y》中的闵竟，这些人物身上的“闲笔”似乎乍看与剧情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但作者偏偏通过她们的经历或者心理将人物立体起来了。

这也与以往的看文经验形成了反差，同时牵引出众多耽美作品在被女性书写者创作时矛盾的一面：

作为原本拥有众多女性作者的类型题材，它本身即具备投射女性欲望以及反向消费男色的属性，似乎天然带有性别书写的特点。

但同时，在自我性别权力意识觉醒以前，以及众多书写者先在地“对于权力秩序、等级秩序的由衷地、身体性地尊重和臣服（戴锦华《后革命的幽灵》）”，不论是出于自发还是呼应市场期待，部分作品一方面在主角内部，会下意识地将男权语境下的男女关系移植到攻受关系之中，以对“攻/受”的明确区分来复刻性别权力关系，并对攻受投射不同的道德期待，同时伴随着权力肉身的美化，进一步将权力关系合理化。而在主角外部，有机会出现的女性配角则多被扁平化为“阻碍/助攻主角感情发展的工具人”，不论是讨嫌还是讨喜，她们都较难拥有比较完整立体的人格。（无意批判此类小说，这些小说中出现过的“爆款”类角色和“梗”恰可作为反诘与镜鉴——“我”需求着什么？“我”认同着什么？）

姑且抛开写作能力的问题，在“耽美小说”与“女性”是否互斥这一问题上来回比对的过程中，我的感叹也是递进的：从感叹吃素文中——作为女性不是核心角色的耽美小说中——女性角色的纷呈，到反应过来，耽美这一多由女性作者创作的类型题材，“女性”何以依然在一众故事内外延续着边缘化、客体化甚至缺席的处境？再到更进一步地意识到，吃素故事中未经污染的、或者说充分自觉的女性视角，为“耽美小说”与“女性”这乍看互斥的两者在剧情中结合提供了上佳的实践范例。

二、女性画像的陈列以及由女性延伸开去

区别于上述故事类别中对女性角色的浅薄利用，吃素文中的女性角色在丰富性、真实性和复杂性上都有体现，她们根植于时代土壤，出身于各异的社会阶层环境，尽管着墨轻重不一，但大多鲜活具体，对个体命运的坚定或迷茫，对社会规训的悖逆抗拒或自觉内化，让这些女性角色们呈现出形形色色、不拘一格的样貌。而在纷呈的女性图景中，作者如同一个忠实而客观的记录者，不抢白，不附身，不评判，不赋义，仅是呈现——以小说语言，让故事自角色中流露，而非让角色去匹配故事。

“闲笔”的意义何在？

这些“女性”角色除了负担相应的剧情功能外，也如实地通过她们的视角、身份与体验完成了立场上的自述，从而与主角和其他角色一道，同构了更为真实、复杂、细腻的现实土壤。

而要在如此真实、复杂、细腻的现实土壤里讲故事，“女性”就无法自外于权力结构去看待，因此，文中的“女性”既是生理性别层面的概念，也指涉权力关系当中的客体。

这其中有容母、闵竟这样由衷认同男权社会对女性规训的女性角色，也有傅婉玲和“红睡裙”这样传统道德意义上的“荡妇”“小三”；有舒月凉、小八瘦姐这般完全无视世俗眼光，专注于自我实现的精英女性，也有身处底层眼界有限的性工作者“阿芬”们；有在底层也依然悍然向上的啤酒妹，也有出身良好却被家族牺牲和隐藏的关家女人们；还有被社会的恶意伤害过，处于迷惘和成长中的任菲、舒星忆和吴英瑶等。

在上述大部分女性的故事中：容母自诩“清白人家”而对傅婉玲极尽鄙夷；闵竟在刻薄地审视每个接近荆寻的“潜在情敌”时，以她教科书般标准的世俗目光批判着其他女性丁克、纹身与职场拼搏的选择；舒星忆因为容貌着装出众引得追求者众多而被原班主任要求写检查；舒月凉在结婚、离婚的人生节点和教育女儿的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听到她母亲不赞同的声音；庄百心和任菲在职场上因为女性的身份而额外承受的艰辛与压力……

规训的绳结连缀成网，缠缚住一个个看似自由的女性个体，无孔不入地劝诱着女性放弃她们对自身身心的定义权和自主权，回归到一种任凭捏塑和摆布的、无时不刻需要依附着男性才能生存的客体身份。

《宇宙》里国色天香反串剧团中的反串演员与跨性别者以及《白日梦》中“温柔的风景”酒吧中所聚集起来的异装癖群体，他们暧昧含糊的性别身份体验如同一道缓冲与过渡。他们自然而然地引人联想到女性，从而让读者的目光更多地停留在了文中出现的女性们身上。

而他们又非全然的女性，却以其主流中的小众异类身份与女性同享了类似的处境与地位，这种类同蔓延开来，汇流成权力关系中弱势方低徊的共鸣，这之中不仅囊括了特定的弱势群体——除了异装癖群体、跨性别者，还比如文中略带一笔的作为“电子弃民”的老年人群体——甚至也延伸至普通人的生活，不正常的“正常”理所当然地倾轧着普通人的信念与尊严，在章心宥与校方的拉锯中表露无遗。

女性长久以来的第二性身份，以及文中的性少数群体、性工作者以及略带一笔的老年人群体乃至于被强权宰制的普通人，构成了一道道反向凝视主流、权力的视线，也构成了主角们在自我寻找时沉默而喧嚣的底色。

三、容印之、严恪己与“女性”

同为异装癖，容印之和严恪己在自我寻找的过程中，他们与女性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是，他们不但要面对外界的诋毁与歧视，同时也无法回避来自于自身的动摇和怀疑。

但由于成长环境的不同，虽然同为异装癖，他们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形态。

容印之自小遭受容母强硬价值观的殖民。容母在文中，既是女性，却又是父权与男权的一重肉身，从她身上不难发现一个出身优越的高知女性过度的自傲以及她内心传统价值观的深深根植。作为女性，她痛恨和唾骂“红睡裙女人”和傅婉玲这类背离传统的“骚浪贱”，而作为在社会和家庭中地位双高的人，她又体现了极其父权的一面，容母将她极度偏执狭隘的价值观强加给家庭中的其他成员，逼得丈夫出轨，两个儿子一个远走一个被迫以异装癖来自救。

容印之摇摇欲坠的自我在“红睡裙”对容母的短暂胜利中抓住了一线生机，他依靠穿着女式性感睡裙来幻想这个“女性的他者”对母亲的抵抗，但自幼容母价值观的深植又让他在自救的同时深刻地自厌，直到遇到了陆擎森，接纳了完整的他，他才逐渐接受了被成长环境扭曲的自己。

严恪己始终让人心折的一直是他所拥有的生命能量。异装癖与其说是他的癖好，不如说是他不拘性别甚至是挑战性别观念来张扬他生命能量的一种形式。

在刻板的耽美文性别印象里，受方无疑是“女方”，异装癖更是“女上加女”，而严恪己在与关藏的一场H中曾说过，“谁CAO谁，可不是由谁的几把插了谁决定的”，“让你CAO是因为我允许你”，他在“受方”、“异装癖”的女性化身份标签里，一脚踹翻那些刻板陈旧的观念，彻底反叛了被权力定义的弱小，被“男”定义的“女”，这即是不论怎么看，严恪己都给我英雄印象的原因。

本评写作“在场”，与“缺席”相对，三篇文中女性的“在场”，是纷呈复杂的女性角色的在场，是饱满丰富的女性故事的在场，是真实深刻的女性体验的在场以及充分自觉的女性视角的在场。耽美文中女性从来并非故事的核心角色，而耽美文能否很好地书写女性，如何书写女性，这几篇文即给出了很好的回答。